澳煤影响不在规模而在结构，事件破坏力巨大：按照李新创院长的统计，我国2017年炼焦用煤的结构为46%的高粘结性煤+45%高挥发性煤+9%的低粘结低挥发性煤。但按照原煤产量统计，我国高粘结性煤（主焦煤+肥煤）占比仅为32%，高挥发性煤占52%，低粘结低挥发性煤占15%，可见我国主焦煤产量结构与消费结构是显著不匹配的。假设2017年炼焦煤市场整体供需匹配，炼焦煤总消费量=炼焦精煤产量+炼焦煤进口量，即为5.15亿吨，其中高粘结性煤为2.37亿吨。而原煤的统计口径中，我国产主焦煤2.39亿吨，肥煤1.15亿吨，若按照行业平均45%的洗出率，可供应的高粘结性煤总量为1.59亿吨，缺口为0.78亿吨，而这基本与炼焦煤净进口量的0.67亿吨匹配。这意味着我国从澳洲和外蒙进口的炼焦煤是以高粘结性煤为绝对主体的，而其中澳洲煤因为靠近我国东南沿海，炼焦煤主要供应给柳钢、沙钢和韶钢等大型钢铁企业，其中柳钢2017年进口炼焦煤使用量占比高达45%。若此次进口煤限制严打，则会直接造成国内高粘结性煤供应不足，且无其他煤种可以替代。这种短缺造成的破坏性将直接降低国产焦炭的热反应强度，使得高炉生产出现安全隐患。

市场上广泛传递的澳煤报关受限的原因值得商榷，其可持续性是交易的命门：按照今天市场的理解，进口煤限制主要是因为集中报关推高了1月份进口量，出于进口煤总量控制的考虑，海关对于近期的进口量进行主动管理。但这个推论无法解释为何进口限制只针对澳煤，且作为澳煤主要进口港的日照港、青岛港和鲅鱼圈均受到了影响。结合当下逆全球化趋势下，正在展开的中美高级别贸易谈判，我们有相当的理由猜测此举与国际贸易秩序有关。按此推测，结合此前中美贸易谈判一波三折的经验，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压力与日俱增的背景下，中澳关系夹在中美关系之间，难免不出现反复，即贸易关系难免反复。另外，山东近期文件也向市场充分展现了我国焦煤产能相对动煤矿已经进入了一个脆弱的状态，矿难风险正在攀升。因此，我们认为此轮焦煤的股票和期货交易的核心应当顺势而为，事件驱动的高波动或将取代平衡供需下的季节性成为主要矛盾，事件成为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