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沉思的时刻，使我们可以回望历史深处，记录荣与衰、权衡利与弊、评议长与短、分析得与失，从而得以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牵系国运进程的变革力量。
相对于这一持续40年的大变局，40篇巨细混杂的文章着实难以再现其全貌，甚至配不上这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然未有涓涓细流，何来历史长河之奔涌？哪怕是还原一部分记忆，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将改革推向新的境界。
李紫宸/文
2018年7月4日，原澳大利亚力拓集团上海办事处总经理胡士泰刑满出狱。
不知道现年78岁的罗冰生是否注意到这一消息，也不知道这位抱憾多年的钢铁业老兵，此刻能否释然。
如今已退休7年的罗冰生，2003年从首钢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职卸任后，以常务副会长的身份进入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简称“中钢协”）担任常务副会长。后者作为中国钢铁行业最为重要的行业组织，在2001年冶金局（原冶金部）被撤之后，开始承担起原属冶金部的部分行业监管职能。罗冰生执掌中钢协8年间，最引人瞩目之举是代表这一行业组织与三大铁矿石巨头进行铁矿石价格谈判。
如今回忆起将近十年前的那场铁矿石价格谈判，罗冰生的情绪多少还有些复杂。
2008年11月14日，中钢协要求三大矿山公司（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将铁矿石价格降低40—50%，遭后者拒绝。从这个时间点算起，一场持续了一年半左右的贸易价格谈判，开始上演情节一波三折的戏码，最终却以“长协”定价机制的终结收场。
罗冰生连同彼时中钢协的另一名谈判风格颇为强硬的干将单尚华，都是钢铁行业的老兵，以对中国钢铁业几十年的效忠，赢得业界普遍的尊重。但那一出不尽人意的谈判依然让他们、连同整个中钢协的颜面几近不保：外界始终不能理解，明明中国作为全球铁矿石的最大买家，每年全球近一半份额的铁矿石要进入中国市场，手握这样的筹码，为何在定价问题上却始终被国际矿山公司牵着鼻子走？
“如果当年中国的钢铁企业能够凝成一股绳，在铁矿石谈判这件事上齐心协力、一致对外，2009年的铁矿石谈判会是另一番结果；如果不是我们的统一战线从内部就被人家瓦解，长协就不会那么早地退出历史舞台。”罗冰生通过这样的假设，来描述当年中方与国际矿山公司谈判过程中发生的状况。
但罗冰生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假设的前提条件是多么难以具备：十年前的铁矿石谈判及其令人遗憾的结局，与其说是一出偶发事件，倒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尽管在那个恰逢全球爆发金融危机的年代，一切听起来像是偶然因素的触发。
换言之，中国钢铁行业自身的变化导致了那样的结果；斗转星移，也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变化，让这场旷日持久的定价之争在今天又有了新的走向。
“没有统一价格，中国非常吃亏”
罗冰生进入中钢协的第二年，也即2004年，中国开始加入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一直延续的是通过长期协议来决定铁矿石年度价格的机制：铁矿石供需双方的长期协议“定量不定价”，价格一年一谈，确定“首发价”后，其他矿山公司和钢厂进行确认跟随，在长协合同中定死供货的数量或采购的数量，期限一般达到5～10年。这就是估计铁矿石采购中的“长协”定价机制。
中国加入铁矿石价格谈判之初，所有的价格谈判由中国商务部做整体规划，再由中国钢铁业龙头企业宝钢集团牵头谈判，中钢协则在其中充当信息中转的作用：宝钢集团的谈判报告经由中钢协向商务部汇报。
罗冰生回忆说，在加入谈判之前，中国钢厂和几大国际矿山公司的铁矿石买卖，基本上是各家谈各家的，没有统一的价格。对于这一现状，罗冰生反复念叨的一句话是：“你知道吗？没有统一的对外价格，我们是非常吃亏的。”
与中国当时“各扫门前一片雪”的现状相比，日本这样的铁矿石进口大国在对矿山公司的谈判中却能够形成统一的谈判声音。与此同时，日本的主要钢厂对国外矿山公司还拥有一定的股权，这给铁矿石的最终定价加入了一层额外的因素。罗冰生认为，没有统一的声音，给了国外矿山公司更多遏制中国钢厂的机会，因此中国需要一个一致对外的姿态，以与后者展开价格谈判。
罗冰生进入钢协的那一年，中国粗钢产量达到2.2亿吨，自此之后，中国钢铁产量以每年15%以上的增速迅速跨越2亿吨、3亿吨、4亿吨的门槛。到2008年，中国粗钢产能突破6.6亿吨。但从中国加入国际铁矿石价格谈判的2004年开始，至2007年，铁矿石“长协”价分别上涨了18.6%、71.5%、19%和9.5%。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外铁矿石谈判这架天平出现了多年未见的摆动：全球铁矿石在此时出现了阶段性的供大于求，现货价格在2008年下半年开始出现急速下跌。当年底，中方提出，铁矿石价格回到2007年的水平，即降价40%至45%。
2009年，中钢协获得商务部授权，首次代替宝钢成为中方需求谈判代表。被认为是谈判强硬派的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铁矿石价格至少要降40%%以上，达到2007年的价格水平。这一要求旋即遭到国际矿山公司的拒绝。
对于铁矿石这样的贸易额巨大的大宗商品而言，一单生意动辄百万吨计，即便是1美元的增减，就意味着百万美元的总价差。中国和国际矿山公司开始了讨价还价的过程，只不过，讨价还价的幅度远不止1美元，涉及的交易量也远不止百万吨的规模。
当年4月，在铁矿石年度价格谈判陷入僵局后，力拓表示将向亚洲钢铁厂商暂时提供20%的价格折扣。这一提议被中钢协和大型钢企拒绝。一个多月之后，2009年铁矿石“首发价” ，在力拓和日本新日铁之间以33%的降幅敲定。中钢协宣布不会跟进，仍然坚持40%的降幅。
罗冰生在忆及当时中钢协的“坚决”时表示：“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为当时的价格还没有达到我们认为合适的水平，所以要求他们进一步降。中国是最大的买家，本来就应该有权利去对价格提出自己的意见。”
内乱、间谍
就在铁矿石矿石价格谈判僵持不下之际，2009年7月5日，胡士泰等4名力拓员工，被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刑事拘留。后经相关部门证实，2009年以来，在中外进出口铁矿石价格谈判期间，澳大利亚力拓公司四名工作人员，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秘密。
次年3月29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上述4名员工因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侵犯商业秘密罪，分别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四年到七年不等。
间谍案像打开了一个豁口，将彼时中国铁矿石进口的混乱局面暴露了出来。
与欧美和日本市场相比，中国铁矿石需求市场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即存在两个市场——协议矿市场和现货矿市场。为规范以及更好地管理铁矿石进口市场，稳定铁矿石价格，2005年中钢协和中国五矿化工商会提出，提高进口铁矿石企业资质标准，要求2004年的粗钢产量必须在200万吨以上、且上一年度铁矿石进口数量在30万吨(含)以上，这使市场上500多家铁矿石进口企业一下子被缩减到118家。此后，铁矿石进口资质名单又被多次梳理，符合进口资质的企业不断被缩减。
无法获得进口铁矿石资质的国内中小钢厂，拿不到全球主要矿山的长协矿份额，由此现货矿市场“越长越大”，现货与协议矿的价格背离，使得具有进口资质的钢厂也参与其中，从事铁矿石的倒卖活动。2004年以前，中国铁矿石现货交易规模尚小，且价格低于长协价，但在2004年之后，现货市场规模逐渐膨胀，到2009年交易量已经占中国铁矿石总进口量的一半以上，同时长协矿和现货矿的价差逐步凸显。
一方面，国内铁矿石倒卖渔利的现象严重；另一方面，国际矿山公司也因为现货市场的高利润，试图寻找打破“长协框架”的方法。2008年的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来自澳洲的铁矿石公司提出了“运费加价”的要求——这次谈判虽然尚在传统机制框架内，但被业内视作撕开了定价机制改变的一个口子。
彼时，要让中国的钢企听话，已不是作为一个行业组织的中钢协所能胜任之事。“每个企业（钢厂）都有自己的算盘，都希望自己买到最便宜的铁矿石，甚至因此跟外方勾结，把我们内部谈判的商业机密告诉对方。”罗冰生形容当时钢企的心态时说，“中国的大钢厂跟国际矿山公司走到了一块。我们有的人能开完会，马上就把内部消息包括谈判策略告诉外方，这样我们还怎么谈判？”
他所言的开会，指的是在2009年铁矿石价格谈判期间，为统一口径和商量策略，中钢协召集参与谈判的国内主流钢厂参与的会议。这样的会议曾经召开了多次。
一方面，大钢厂各怀鬼胎，为自身实际利益和矿山公司暗通款曲；另一方面，中钢协还面临着中小企业的集体倒戈。对于矿山公司而言，在彼时亦乐于与中国的大、小钢厂建立“私下的联系”。
在罗冰生看来，间谍案的爆出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涉嫌与涉案矿山公司力拓集团具有收受贿赂行为的中国钢厂多达几十家，这些私下的“合作”，进一步离间了原本就很难一致行动的中国钢厂，令其对外谈判时心态愈加分化。
为营造更加有利的谈判环境，中钢协在那一年进一步强化了对铁矿石需求市场的管束，这种管束涉及到具有进口资质的大型钢厂和贸易商、不具进口资质的小型钢厂和贸易商，甚至包括了当时纷纷设立的铁矿石交易所。
在空前焦灼的谈判期，中钢协曾要求会员钢企一致对外，在铁矿石谈判中统一行动，共商对策和具体实施方案，对违反公约者，采取批评警示、行业通报、记入企业不良诚信信息库等处罚措施，直至取消会员资格。
然而，在中钢协与三大国际矿山公司谈判尚未结束之际，国内35家中小钢企已自作主张与淡水河谷达成“长协矿”协议。对此，时任中钢协秘书长单尚华则明确表示，中小钢企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签订上述长协矿协议。
在此之前的2008年12月，中钢协还对加价倒卖矿石的行为进行限制，转卖的企业只能收取3%至5%的代理费，并严格控制进口矿石的流向。这被视为对中小企业的安抚，但这样的禁令可行性也遭到了质疑。
2009年6月，中钢协要求停止地方成立铁矿石交易中心，并呼吁审批部门应立即取消对此类交易中心的认可。然而，作为行业协会的中钢协，在使尽浑身解数之时，依然不能化解自身面临的尴尬: 身为行业协会的中钢协，尽管此时已经尽力，面对日益市场化的整个钢铁行业，也无力承担起政管的责任。
彼时，在中钢协的谈判队伍中，包括了宝钢、首钢、武钢等16家大型钢铁企业。但力拓间谍案中，涉事的中国钢厂就包括了主要谈判企业之一首钢集团。事实上，从和中钢协关系最为“亲密”的大型国有钢厂，到距离相对疏远的中小钢厂，没有人能够真正听从指挥。
“长协机制”落幕
2009年8月17日，中钢协宣布与澳大利亚第三大矿石企业FMG公司签订了为期半年的长期协议价，降幅高于力拓此前公布的与日本钢厂达成的首发价。但力拓方面随即表示，这个谈判结果同力拓与中国方面的价格并不具有示范意义。
2010年，铁矿石价格依然持续上涨，三大矿山公司将铁矿石的定价全部“长协改短约”，持续了近30年的铁矿石年度定价机制就此瓦解。三年之后，原本为了遏制进口混乱局面、抑制铁矿石进口价格的铁矿石进口资质宣布放开。
2011年2月17日，三大矿山公司之一的必和必拓向中国钢厂发出新的铁矿石报价，168美元/吨，比上一个月提价8%，再加上海运费，铁矿石到岸价约达175美元/吨，这一价格创下历史新高。
“它就是一个通知。”罗冰生在事后就矿山公司的这一报价行为时说，“这已经不是谈判意义上的报价了”。罗冰生认为，至此铁矿石谈判工作已经基本停滞，三大矿商完全垄断话语权，而对于中国，要扭转这样的局面，需要通过提升矿石自给率、以及钢铁企业的整合重组来扭转供需的基本面。他预计，这一局面未来两三年内将逆转。
4天之后，在北京召开的中钢协第四次会员大会上，时任中钢协常务副会长罗冰生和秘书长单尚华同时宣布卸任。
需求飞涨，中国对矿企依赖性更强
时隔多年，再回看2009年那场艰难的铁矿石价格谈判，“供需关系”是罗冰生分析这段历史时说得最多的四个字。
就在那场谈判进入焦灼状态之际，情况发生了微妙的转折：2009年5月，一直以金融危机导致“需求萎缩”作为重要谈判砝码的中方代表发现，在“4万亿”刺激计划仅仅实施5个月之后，中国铁矿石进口量同比增长了20%以上。
事实上，从2001到2007年，中国的钢铁产量每年都在以15%以上的速度增长。金融危机让2008年增幅短暂停在了2.25%的水平，但到了2009年，中国的钢铁产量再次迅速跃升至10%以上的增长水平。中国在全球钢铁产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凸显：2009年，中国的粗钢产量占全球粗钢产量的比重达到了接近一半，生铁产量则占全球60%以上！
铁矿石的需求因之同步增加。2003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达到1.48亿吨，成为世界第一大矿石进口国，铁矿石也成为中国外贸进口量最大的货种。6年之后，也即最艰难的铁矿石价格谈判那年，中国进口铁矿石的数量达到了6.28亿吨的历史峰值。
罗冰生分析，彼时中国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始终不能占据上风，最根本的还是需要回到供需关系上，供需双方实力的严重失衡以及供应方不能再从“长协体制”中获取更大的利益，成为铁矿石“长协谈判”在2009年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
在罗冰生看来，这不是为自身开脱，而是中、外双方在彼时的博弈当中最为关键的背景。尽管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买家，是国际矿山公司轻视不得的金主，但相对而言，以中国钢铁产业彼时的扩张速度，中国对矿山公司的依赖性显然更强。这样的刚性需求，是谈判当中谁都能看得到的事实。
供需的紧张也反映到了价格的变化上，那是铁矿石价格最为“金贵”的时期。根据中国海关进口铁矿石月度均价统计数据，2005年进口铁矿石价格为每吨60-70美元，此后上涨不止。在度过金融危机的暂时性影响之后，铁矿石价格迅速回升，并最终在2011年10月达到历史峰值：一吨铁矿的价格飙涨到了175美元！
期货时代
过去多年，罗冰生对于铁矿石谈判的结果一直抱有遗憾：经历了种种曲折的谈判，最终黯然收场，结局没能所愿按照中国的“意见”来定价铁矿石这一进口额巨大的大宗商品品种；相反，铁矿石的“长协时代”在他离开中钢协的前一年就正式终结。自此之后，中国的在铁矿石交易继续以一种相对弱势的姿态存在——尽管中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石买家。
“长协”机制终结了它的宿命，指数时代紧跟而来。
2010年下半年，铁矿石价格达到了它的历史峰值，其后半年，铁矿石的价格始终保持高位运行。2011年上半年，中国进口铁矿石3.3亿吨，由于进口价格大幅上涨，多支出外汇160亿美元，按上半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6.5计算，共增加钢铁行业成本1041.1亿元人民币。
由中钢协牵头编制的“中国铁矿石价格指数”在那时顺势推出。但这一指数在推出之后，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人家并不相信，在矿山公司的看法当中，中钢协代表的是中国企业的利益，他们不会认可我们推出的这个指数，而是采用国际上的其他指数。”罗冰生说。
罗冰生认为，铁矿石定价从过去的“长协价”演变成季度、月度协议，最终到指数定价，这个过程中铁矿石企业在博弈中始终占据上风。“事实上，不管是长协、季协，都不足以称为公开的价格，价格不能公开化，始终会对中国企业不利。即便到了指数时代，也不例外。”
而这样的定价机制演变过程，尽管牵涉因素颇为复杂，但在罗冰生看来，主导这一结果走向的密码还是在于供需格局：在中、外双方供需形势逆转之前，中国钢厂的定价权就会更多地被矿山公司掌握。
根据罗冰生的分析，现在形势正在发生逆转，由中国和国际矿山公司组成的这架供需的天平，正在向中国这边倾斜：“从总体上看，全球铁矿石的供应在增加，几大国际矿山公司均在过去几年中增加了投资，而中国的需求在达到现在的峰值之后开始稳定下来，再增加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与此同时，政府还在进行产能的调控，铁矿石再想要回到过去曾经出现过的高价，已经不太可能。”
在供需之外，罗冰生提到的另外一个高频词汇是“公开”：“未来整个铁矿石的价格必须公开，在交易市场上所有的价格都公开，公开了对我们才有利。”
2018年5月4日上午9时，大连商品交易所一声开市锣响，正式宣告中国铁矿石期货开始引入国际交易者，这是国内首次已上市期货品种的对外开放。
罗冰生自然注意到这一消息。此刻，抱憾多年的他，内心总算多了一份释然。
在他看来，在中国和矿山公司的供需对比发生变化的背景之下推出铁矿石期货国际化，是非常有利的时机。而期货的国际化，将使得铁矿石价格进一步向市场开放，铁矿石期货对于整个价格体系的影响会进一步增强。这意味着，在继闭门谈判的“长协时代”结束之后，一直被中国市场诟病的国际指数定价在未来也将进一步变得被动。
而在一些行业分析人士看来，尽管曾经的“长协机制”，因为能够将短期利益长期化并稳定铁矿石价格的波动而存在了几十年，但大宗商品定价的金融化是大势所趋——这样的趋势已经被原油商品、铝金属商品以及动力煤商品曾经经历的定价机制改革所证明。
与此同时，毫无疑问的是，铁矿石价格的彻底金融化，也会使得更多的非产业资本介入，届时进一步虚拟化和金融化的铁矿石价格，将不再仅仅反映产业本身的供求以及产业链条上的利润分配关系，而是成为整个社会财富分配和转移的工具，铁矿石的价格也将伴随更大的经济环境而波动。
历经十年定价征程艰难博弈的中国铁矿石市场，还要继续接受未来的考验。而这也正是中国这个巨型经济体崛起的缩影：难免与现有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碰撞、挣扎，而后升华。